对“火星人入侵”噱头的辟谣新闻
年10月31日，在万圣节的前夜，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绘声绘色地播出了根据科幻小说《火星人入侵地球》改编的广播剧。作为万圣节庆祝活动的前奏，这个节目的本意其实是博君一乐，为美国人活跃一下节日氛围。但是事实证明，这个节目完全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很多人将“火星人入侵”当成了真实的新闻报道，非常接近新闻报道的广播剧，引发了东海岸的美国居民做出诸如逃离城市、向加拿大移民、对天开枪、藏进地下室等种种极端行为。最后，全美国估计有万人受到了这条谣言的影响，万人感受到了恐惧。
谣言的传播每天都在发生
在传播学史上，年的“火星人入侵”事件的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充分地诠释了谣言的生成和流传机制，以及在特定条件下，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受到谣言的影响。今天的我们仔细分析这一历史闹剧，也有助于我们在后真相时代抵制谣言的侵扰，更加高效地吸收并使用信息。
1.假戏真做的火星人入侵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经典科幻小说，说的就是火星人入侵
为了增加“报道”的真实性，深度研究过经典文学剧本的编剧奥森-威尔斯，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世界大战》，以现场采访+现场报道的方式呈现出来。整个节目以对天文学家理查德-皮尔斯的采访开始，由威尔斯扮演的皮尔斯教授对着广播听众表示，他观测到了火星上的巨大喷发以及从火星到地球的陨石撞击；
然后新闻报道的话锋一转，转到了新英格兰的陨石坠落现场，最后由演员扮演的“记者”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登陆的火星人的形象，以及人类的武器对它们毫发无损，而火星人却能轻易地通过战斗飞船发射死亡射线，将人类部队全歼；
接下来，“纽约市长”还通报市民们，建议从特点的道路向周边地区疏散；由演员扮演的美国内政部长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火星人入侵，保卫家园，广播中不断出现美军的伤亡数量，和模仿政府反应的新闻通稿；
最后，演员们还故意在广播里询问“请问还有幸存者吗”，由于有现实地点、人名、机构名称以及有关数据的复合说明，以及颇有急迫感的现场报道，还有报道转场之间的打断，让很多人误认为这是真的新闻报道。
精心准备的新闻节目让人信以为真
总而言之，这期语音节目把一切都包装得天衣无缝，将二维的文本信息，巧妙转化成了能激发人类想象力的语音信息，仿佛火星人真的来入侵了。
炮制噱头的奥森-威尔斯
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威尔斯也告诉了大众，由于地球上的微生物和细菌入侵，火星人已经全军覆没了。但是在多数观众听到这则说明之前，已经开始惊慌失措。
当天晚上，借助收音机传播和人际传播，一共有万美国人受到了这些信息的波及，恐慌中的人们纷纷开始大逃亡，乃至持枪射击潜在的外星人目标；还有人甚至建议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及时组织反抗，反击火星人入侵；还有的人直接带着家人冲进教堂，祈求在世界末日获得上帝的宽恕；在火星人的所谓降落地点新英格兰，很多小城镇直接人走楼空，居民直接逃亡到美国中部乃至美国西海岸。结果在广播播出一到二天之后，才整个闹剧才告一段落。
2.谣言的生成机制
谣言如同蛇一般无孔不入
虽然这个故事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难以置信，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成为现实，其实能反应谣言的某些本质特征。谣言的本质是部分真实或者部分虚假的、未经权威确认的信息。谣言能够产生巨大作用的几个前提，是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安危遭到了巨大的威胁、而且公共的传播机制在混乱中公信力大幅下降。在巨大的恐惧面前，由于大众接收信息和社会全景间的信息极度不对等，催生了大众对于真相的追求。
谣言非常依赖人际网进行快速传播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于自保的根本需求，以及人本身的好奇心，人们会主动探寻关于巨大压力的信息，这才为谣言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而作为社会动物，人类的社交属性又会加速信息的传播。相比于已经瘫痪的公共消息系统，在空前的压力之下，基于人际关系圈的传播对于单个人的影响力更大。
3.收音机：媒介对谣言的推波助澜
美国大萧条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安全感
具体到故事发生的年，当时的历史环境对谣言的传播是在推波助澜。经过了美西战争和一战的洗礼，大众传媒在战后迎来了一个野蛮生长的发展期；而20世纪30年代，经济野蛮生长之后的经济萧条让人们从巅峰跌落到了失望的谷底。大量美国人经历了失业、破产和家破人亡的悲剧。对于许多人来说，过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复存在，或者摇摇欲坠。虽然情况到年已经开始好转，但是许多人对可靠的经济保障表示怀疑。
无论是希特勒的纳粹动员，还是更早一点的罗斯福新政，用广播传达国家的各种政策，都体现了广播作为国家机器发声的强大影响力。而且随着二战脚步的临近，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从广播中听到德国在欧洲频繁而令人不安的活动，在广播的前一个月，美国人刚刚从广播里得知了希特勒的慕尼黑阴谋。
早期传媒的威力巨大
所以，经济上的不稳定情况，以及政局的动荡，加重了美国人的不安情绪，这样的大众心理，为谣言的大规模传播奠定了基础。
而且从历史角度看，每次媒介更新换代的时代，都会引发人们对于传统媒介和传统媒介承载信息的蔑视，与对新媒介的狂热推崇。具体到19-20世纪，这一狂热又伴随着对科学的迷信。在本次闹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收音机本身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广播的兴盛时代，它也有很强的影响力
这种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传播工具，在当时属于类似于智能手机般的存在，只要10美元就可以购买一台，只要有电，就可以收听驳杂而眼花缭乱的信息。对于很多识字率并不高、没有书籍阅读习惯的城市工人而言，这种工具不仅是有声报纸，而且是唯一而且极好地娱乐工具；相比于报纸，这种媒介所需要的仅仅是空气和听力，而不需要视力，就可以用于在工作和下午茶时间、晚餐时间消遣，广播在传播上的特点，使它具备了强大渗透能力，这在当时的各种媒介中是无与伦比的。
麦克卢汉和他的著作
而且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广播属于热媒介，这种媒介有着很强的表现力和延伸力。语言的丰富表现形式有利于充分地传递信息，所以面对这样的热媒介，人们更倾向于不动脑地被动接受信息，而不是主动思考、分析自己接收到了的信息。所以作为广播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听众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是一个人，这在当时，对于部分青少年起到了社交隔离的效果。长时间的广播让很多人对于这种媒介传播的信息深信不疑，将唯一的信息来源作为金科玉律，乃至神父的布道。所以，相比于同时需要脑力、眼里和发声部位运作才能获得信息的收音机，其实是在让人越变越懒，在他们习惯了广播营造出来的媒介环境时，广播成了他们的中枢神经，他们也在变得越来越缺乏批判精神，所以广播的节奏就成了原始部落的鼓点，能起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
4.什么样的人容易被谣言所影响？
如果深入事件后的采访结果和问卷情况来看，我们会发掘出很多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完美地呈现了末日降临时的众生百态，以及有哪些变量会助推谣言的传播。
社交场景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的态度
具体的社交场景，会影响人们对谣言的反应。有的人是没有听旁白和节目预告，在播出一半时加入收听，结果乱了起来；有人即使想关闭收音机，但身在酒馆和咖啡厅里，听到了大众广播正在传播火星人入侵的惨剧，身不由己地被影响；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冷静的、而且有批判精神的人在看到乌合之众们起哄之后，起初不以为然；但为了验证信息的可信度而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节目里正在直播的“外星入侵惨剧”，但是错过了节目的开场白和说明预告，结果立马吓得面如死灰。在事后的抽样调查中，事实证明，在同等条件下、听到消息时独处的人，比和朋友在一起的人更能坚持自己的判断并保持镇定。
听众的预设立场会影响他们对于大众恐惧的反应
听众的预设立场会影响他们对于大众恐惧的反应。在事后回访中，受众们对于大众恐惧的原因的猜测也是五花八门：绝大部分恐惧者认为这是德国人登陆入侵，或者是某种神秘自然灾害的侵害，还有少数答案指向这是日本人的轨迹，乃至有极少数保守分子认为这是“对邪恶犹太人的开战信号”。
之后的一个抽样调查，也与以上的调查结果相吻合。科学家们选取了一组当晚受到惊吓的人作为A组，和一组得知消息后完全没有受到惊吓的人做为B组，通过焦点访谈的方式了解他们的恐惧原因。结果传播学者们发现，在回答“美国面对的潜在灾难时”，75%的A组人和50%的B组人，都提到了外敌入侵和革命，完全没有人提到火星人入侵。这其实体现了一点，那就是这是一群容易被暗示、容易轻信的一群人。一旦生活中出现了任何诱因，他们都会用任何暗示，用来验证自己的预设立场。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有助于破除谣言
在学者们研究学历、人生经历和应对恐惧的关系时，总体上，大学毕业生比高中生和语法学校毕业生更能辨别谣言的真伪，很多大学生在第一时间就发现这很可能是科幻小说的情节，甚至辨认出了演员奥森-威尔斯的声音，可见学历越高，越具备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但是在教育层次相近的情况下，素来缺乏自信、长期服从于他人、没有稳定经济收入、素来迷信、经常去教堂、有过死里逃生的恐怖经历的人，在大众恐慌时，更容易受影响，并更容易将自己的情绪传导给他人。可见教育本身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大灾变的反应，但是个人的人生经历、经济地位更能决定人们面对灾变的反应，导致了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加敏感。
意见领袖们对于“火星人入侵的消息”持怀疑态度
和那些易受干扰的人相比，各个社群的意见领袖、家族的族长或者教授、学者，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相对稳定，这些人在各自的意见环境中，都是拥有发言权的核心分子。因为这群人有多种信息渠道和更丰富的社会阅历，其中经济地位较高者，往往有更高的学历，接触过不同渠道的信息。他们在听到广播之后，立即通过辩证性思考，比如询问政府、询问可信度更高的报社来核实消息，最后反应过来这些广播不是事实，只是哥伦比亚广播的一家之言，所以反应非常镇定。而正是这群人成为了集体恐惧中抵御或者延迟谣言传播的支点。各种信息在被他们接受之后，需要经过他们的消化，才会流向他的受众。基于类似的发现，后来的传播学者在本次事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两级传播的理论，并彻底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
最后，由于缺乏了解数据口径的渠道，导致大众倾向于夸大某一事件的影响力，因此，在评估影响力时，人们倾向于相信较大的数据。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抽取的样本估算，火星人入侵事件波及的人口多达万人，有万人声称自己受到了恐吓。这个数据看起来很大；但是实际上，只有2%的受影响者是在听火星人入侵的广播剧，多达98%的受影响者其实在干别的事情，并不知道恐慌的源头是什么。
不同的数据统计口径，也会导致人们对信息的错误理解
所以，基于不同的数据统计口径，媒体可以说火星人入侵事件的影响面很大：这条消息触达了多达万人；但是也可以说火星人入侵事件的影响力有限，因为只有2%的人通过广播，得知有“火星人入侵”，而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事件的前因后果。但是媒体却可以同时采用两种方式，来描述事实。
美国南方经济相对落后
当然，学者们基于火星人入侵事件得出的研究结论不一定是准确的。因为“火星人入侵”是一个收音机节目，从事后的问卷回收来看，美国东海岸南部地区受到的恐慌冲击最大。相比于其他娱乐方式，收音机是相对廉价的娱乐产品，而这与美国南方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不无关系。所以在传播实验中，媒介的选择其实限定了样本人群，自然会影响实验的过程和结论，任何结论，都是需要加上前提和限制条件的。
5.如何抵制谣言的流散？
作为广播和电视时代的“爆文现象”，虽然在后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后真相从来都不是一个新现象，从烽火戏诸侯，到雅典广场上散布的政治流言，再到启蒙时代的酒馆，最后是现当代的新媒体软件，谣言总是能以各种方式跑赢真相，赶在真相之前到达人们的头脑中。如何清晰的辨别信息，如何识破谣言将是永恒的议题。
对于大众而言，最好的破谣方法就是辩证思考：具体来说，1.是在接收信息后，分析一下信息源的可信度，然后找一找其他信息源是否也提到了这件事；2.面对可信度不同的信息源提供的信息，选择可信度高的那个；3.如果一条信息只有单一的、不置信的信息来源，那么就不用太放在心上；4.由于人们都有从众心理。如果担心在人群中，自己的批判性会下降，那么不妨远离人群、独自一人分析信息源的可信度，再对信息作出理性的判断。
最后，让我们以苏格拉底的三重过滤法，来终结这个历史的谣言：如果一个人告诉我们的事情既不真实、又不美好，而且还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