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教育成为了社会焦虑的中心。
教育与地产绑定催生天价学位房。教育变成了拼爹妈、拼资源的残酷竞技。为此，一些城市中产付出两个家庭、两代人的积蓄，提前透支三代人的消费及养老。
教育以考分为标准催生庞大的教育培训产业。教育变成了做题、考试的选拔游戏，筛选的是智力与毅力，与知识思想、独立思考无关，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过去十多年，只有两类东西跑赢了货币增速：一是一线城市的学位房，二是教育培训的价格。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的巨大能量，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焦虑。
家庭作业现场每晚都在爆发唾沫横飞的战斗，是中国父母过度焦虑了吗？教辅培训现场每天都在贯彻毛坦厂模式，这锅教辅培训企业该不该背？
中国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的中国问题，后者依然是一个更为根本的视角。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教育的内卷与出路。
本文逻辑
一、教育的竞赛与贫困陷阱
二、教育的内卷与边际递减
三、教育的本质与独立思维
教育的竞赛与贫穷陷阱
在农耕时代，欧洲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没有文官系统，也没有教育系统。学习、研究与艺术被贵族垄断。古代中国的阶级固化程度要比欧洲低一些，主要是因为有科举考试和文官系统。当时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更有智慧，而是通过考科举获取进入统治阶级的门票。考取功名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文官系统，得到阶级上的晋升。统治者利用知识垄断、考试竞赛和文官制度，将知识分子提拔为王室之下的顶级猎食者，成为农耕社会内卷化的既得势力。
但是，当时没有公共教育，只有私人教育，规模较大的宗族及门阀氏族可以提供私塾教育，大多数人还是无法接受教育，也不愿意接受教育。
教育是一项高成本、长周期的投资。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无法承担这项成本，与其花大量时间学习，不如让孩子尽早种田，获得当期收益。
进入近代社会，欧美意识到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教育，降低家庭的教育负担，另一方面禁止企业雇佣童工。
公共教育资源越不足、越不公平，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风险就越大。一般来说，农村的公共教育要弱于城市，落后地区的公共教育要弱于发达地区。如此，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的风险更大。当这个风险达到一定程度，低收入家庭就直接放弃对孩子教育的私人投入。
比如，70后、80后这两代人，有不少农村学生辍学，或放弃努力学习。当时的农村公共教育落后，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难度极大，家庭根本无法投入足够的私人教育，包括教辅、转学以及家长的时间。多数家长都没有能力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帮助孩子学习进步。
在公共教育匮乏的地区，越是贫穷的家庭，越不愿意投入教育，下一代的竞争力更差，陷入代际贫困。这样就会陷入“贫穷陷阱”。
我在《穷人翻身有多难？》一文中介绍过贫穷陷阱。破解贫穷陷阱的办法是对未来投资，关键是投资教育。但是，低收入家庭缺乏原始资本积累，他们的劳动只能维持当下生计，没有原始资本的积累，无法对未来投资。这该怎么办？
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多生少育。数据表明，贫困国家的生育率高于富裕国家，真正的贫困家庭更愿意多生孩子。按理来说，收入越低，生育负担越重，越不愿意生育。这是为什么？
因为多生育是低收入家庭降低风险的理性选择。如果公共教育资源不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材率低下，考上好大学的概率很低，那么，低收入家庭投资教育风险就很大。他们根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而少生孩子会加大这种风险。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孩子长大后收入不高，自己又没有社保，养老都成问题。如今，农村确实存在这类家庭。反过来，与对一个孩子投入教育相比，多生一个孩子的风险更低、回报率更高。低收入家庭很自然倾向于多生几个孩子，降低家庭繁衍的风险，分摊养老压力。
有些人指责低收入家庭多生育，其实是不恰当的。这是他们在公共教育不足的情况下降低家庭风险、摆脱贫困陷阱的无奈选择。
其实，低收入家庭并非盲目生娃、粗生放养。他们也有一些策略，比如两代人抱团突围。如果能够跑出一个学习天赋好的，父母和其它兄弟姐妹共同支持他上学。通常，这个人往往是最小的弟弟。这相当于用两代人的努力积累原始资本，只要一个考上大学，整个家庭的命运可能被改变。这种故事在60后、70后农村家庭中不难见到。
80后、90后不少是独生子女，兄弟抱团突围的故事少了。一些农村父母努力节约积累原始资本支持孩子上学。这就是砸锅卖铁的故事。这导致整个家庭紧绷，父母期望高，孩子压力大，偏向于功利主义，渴望快速收回成本，补偿父母节衣缩食的牺牲。这种教育投资模式容易导致孩子缺乏创造力和社会竞争力。
这在广大农村乃至城市都极为普遍，只是程度上有差异。为了节约资本获取最快回报，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应试中去，从小开启毛坦厂模式。学生在这种模式下缺乏综合素质的培养，缺乏独立的思维和思想。它好比军备竞赛，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武力上，但其它方面滞后，最终拖累了整体竞争力。本质上，这也是贫穷陷阱的一种表现。但是，这已是多数农村孩子赢得这场教育选拔竞赛的唯一希望。
所以，公共教育资源是突破贫困陷阱的关键钥匙。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相当于给家庭支付这笔教育投资，节省了低收入家庭的原始资本。只有大量投入公共教育，才能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安心上学，才可能摆脱贫穷陷阱。
城市的公共教育资源要比农村好得多，中产普遍具备一定的财力与知识投入教育，他们更愿意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一个或少部分孩子上。贫困家庭的策略是多生少育，城市中产则相反，是少生优育。这样的预期收益是更大的，预期风险是更小的。所以，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生育率会下降，中产家庭的边际生育倾向在“育”上。
中产摆脱贫穷陷阱的办法是代际模式。父母这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了贫困，获得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用这笔资本投入到儿女的长周期的教育中，希望下一代更具竞争力。这种代际模式相当于将家庭视为一个竞争组织，是最有效率的。
如今，教育拼的是智力、毅力和家庭资源。低收入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在毅力上的管控有限，只能在智力上拼运气，多生几个孩子或许有个天赋不错的。但是，中产家庭拼教育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当教育变成了人才选拔机制，压力最大的应该城市中产。他们将所有资源集中到一个两个孩子身上血拼。
拼智力，中产家庭让三岁甚至更小的孩子接受各种培训，包括知识、技能、艺术与思维，担心孩子的智力发育上落后。
拼毅力，中产家长十年如一日地陪伴孩子，帮助孩子养成严谨的学习习惯，打持久战。长期陪写作业和辅导接送，考验孩子的毅力，也考验父母的毅力。
拼资源，最主要是学位房，然后才是高价教辅。购买学位房，意味着抢占了好的公共教育资源，为小孩的学习环境与朋友圈铺好路。同时，大量购买网上网下辅导课。
我们看中国教育系统选拔的人才有什么差异？名校、、和普通本科的学生，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就在智力、毅力和家庭资源上。这套选拔系统与学习什么内容、掌握什么知识、是否具备独立思维无关。如果考试考易经或西班牙语，结果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与智力、毅力相比，现在越来越趋于家庭资源的比拼。
城市教育公共资源虽更加充足，但是不均衡。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到了名校，名校的学位房也水涨船高。如今，大城市中考的压力要大于高考，读个好初中有助于上好高中，好高中考上好大学的概率要得大多。而上好初中不是由成绩决定的，而是由初中、小学学位房决定的。如此，倒推回来，城市中产拼教育，越来越趋于拼学位房、上名校，也就是拼家庭资源。近些年，寒门出贵子的概率正在下降。深圳四大名校的重本录取率都在90%以上，而很多普通高中考上重点大学的数量只有个位数。
这就是中国教育竞赛的残酷现实。
教育的内卷与边际递减
教育竞赛的后果是，让社会过早地进入分级通道。
不同级别的学位房，对应不同学校，对应不同的升学机会及朋友圈。目前，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晰。高价学位房提升重点高中的录取概率，重点高中提升录取重点大学的概率，重点大学提升进入大型机构的概率。全国高校本科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是央企、国企、大型企业、公共机构，还有部分读研及留学。央企及大型企业对重点大学对口校招，同时为毕业生安排了一条职业通道。非重点高校学生及社会求职人员很少进入这类企业的机会。即便有机会进入，社招与校招的职业通道是不同的。
进入大型机构后，这些人掌握了更好的购房与择偶条件。如今能够在深圳、北京买房的年轻人，多数都是这些人群，比如腾讯、华为工作者，银行、城建工作者。他们收入稳定，工资高，福利好，公积金多。他们购买好的学位房，为下一代铺好道路，如此代际循环，愈加固化。
从学位房一直到大型机构就业，这是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捷径”。从孩子三岁开始拼教育，其实是在卡位，家长试图尽早地为孩子卡到更高更好的段位。卡位的本质，其实在抢占公共资源，包括教育的公共资源和就业的公共资源。
这就是教育内卷化。
我在《内卷化焦虑》一文中指出，内卷化的含义是：“人被锁定在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制度环境中争夺存量”。
理论上来说，投资教育是对抗边际效用递减的最佳方式。因为边际效用递减有一个前提，即技术水平不变。而投资教育正是改变技术水平，从而实现边际递增。
比如，一台机器，持续投入同样技术水平的工人，边际生产率会持续下降。但是，如果企业主送工人去培训，工人学习了新技能后改进工艺，边际生产率则递增。这就是投资教育的作用。
当教育无法提升技术、创造经济增量时，经济系统的存量斗争倒逼教育内卷化。所以，教育是否内卷，关键看其是否创造增量。
过去，中国的教育有没有创造增量？
答案是毫无疑问的，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来自劳动效率的提升。中国成长了一批产业工人、专业化的工程师、管理者以及知识白领，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量。
不过，这些经济增量大部分不是来自新知识、新技术，而是知识与技术的全球化迁移。知识与技术的全球化迁移从美国到日本，再到韩国、中国台湾及东南亚，然后进入中国内地，在亚洲形成一个“雁阵形”。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受惠于全球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技术迁移红利。中国的工人、工程师、管理者及知识白领，更多地从事知识与技术“搬运”工作，更少从事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
比如，产业工人更多地学习如何操作从国际上引进的机器设备，而不是改进设备或发明新设备、新工艺。这就是设备搬运工。只要愿意干、会操作机器，就能够赚取一份收入。
同样，知识工作者也只是知识与技术的“搬运工。”金融高材生干的是资金腾挪的工作，与金融创新毫无关系。业内有一句话评价银行系统的人：“我们在假装干金融”。假银行人、假金融人每天干的事情不是信用发现与产品创新，而是玩转资金腾挪术。
我并不是说技术与知识搬运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中国把国际上的技术与知识搬运过来已经改变了中国。中国知识人才引入金融制度、证券体系、公司制度、卫生体系，以及各类制造设备和标准，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增量。这就是过去中国教育投资的收入来源。
我想表达的是，中国教育投资的收入主要来自知识与技术“搬运”。而如今，搬运的边际收益呈现递减，教育投资创造的增量便有限。如今随着国际技术迁移红利不断衰退，新一代工人比上一代工人在制造业知识和技能上没有太多进步，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工厂及工人的竞争压力在增加。
教育内卷化与经济边际递减是一个相互关系。
一方面，教育内卷化是经济系统生产率边际递减倒逼的结果。
当知识与技术“搬运”的红利吃尽，财富增量下降，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如今，大学生变得“廉价”。为什么？是不是如今的大学生不如以前的大学生？不是，是以前的大学生吃尽了知识与技术“搬运”的红利，他们学习从欧美引进的管理知识与技术就能在企业里站住位置。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再来“搬运”这些知识与技术已无多大用处，如果不能有新的创造，他们在企业里竞争变得艰难。
当增量创造有限，存量斗争便加剧，越来越多人挤向上层通道。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倾向于考研、考公务员、考央企与国企。一些名校博士生去干街道办工作。当这个通道越来越强化，家长愈加迫切地追求高价学位房和培训班，将孩子送进名校，最终送进央企与公共机构。
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教育沦为人才选拔游戏，偏离了独立思考、启迪智慧的本质，扼杀了创新精神与能力。
经济学中有一个萨伊定律，主张供给创造需求。什么意思？经济增长源自供给创造，技术、知识及制度创新催生新产品，新产品创造新需求与新市场。如果培养的人才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可以创造新的技术与知识，从而创造财富增量，避免社会内卷化。
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缺乏创新？有人说，中国开放的时间还太短，大多数时间还在学习已有的知识与技术。有人说，中国人不是没能力创新，而是不愿意创新。企业主倾向于赚快钱，炒房炒股炒指标，而不愿意投资技术。设计师、工程师倾向于抄袭模仿而不是创新，因为违法成本太低。有人说，很多领域也在改进技术，只是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创新。
这些都有几分道理，但根本问题还在教育上。为什么？与现有的技术积累相比，中国在教育上的私人投资实在太大。如果算上学位房，中国的教育成本应该是全球最高的。极少国家像中国家庭一样血拼教育，但是如此巨额的投入，换来的创新回报是极少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一个国家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只有美国的43%，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年后持续下降。
很多人说，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