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齐鲁壹点 [复制链接]

射阳县高级中学：吴杰明0

虽然猿猴也有生存技能的代际传授，但真正称得上“教育”的一定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面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

宋真宗赵恒有《励学篇》传世：“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统治者重视教育是为了造就官吏，强化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晋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得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坐定天下的皇帝对于举办教育、科举选士的态度，那就是要将人才都纳入到体制中来，控制人才，让他们成为大大小小的官吏，为我所用。皇帝需要的是造就官员的教育。

《论语·子张》里有“学而优则仕”的句子，虽然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说：学习之余还有闲暇，就去做官。但自古以来，更多的人却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习成绩优秀了，就可以被提拔当官。读书，然后当官，这是千百年人封建统治者与读书人达成的默契，也是历朝历代亘古未变的制度安排。“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励志名言，其实并不意味着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对求知本身有多么渴望，而是在强调“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文才武艺不过是敲门砖，“当官”才是终极目标，位极人臣才为最“高”。在官本位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社会，读书做官才是亘古未易的正道。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读书，接受教育，却没有当官，那叫离经叛道，是要受谴责或是自惭形秽的。清光绪三十一年正式宣布自翌年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之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失魂落魄，如丧考妣，就是因为断了他们读书做官的金光大道，梦想落了空。士子们需要的攀龙附凤的教育。

读书就一定是为了做官吗？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子贡曾以日月作比来赞誉老师孔子，杨时“程门立雪”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耕读传家远，诗书济世长。”尊师重教不仅是为了做官，更是为了家风（家庭文化）的传承。《礼记·大学》有言：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先贤的大意是说：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古人虽然将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至高无上的奋斗目标，但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却是端正自己的思想，加强自我修养，整顿家庭我秩序。做人为先，做官次之。

我国近代历史上有一号响当当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梁启超。他一生中育有五子四女，个个皆培养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九人九栋梁，一门三院士”的佳话，梁启超也因此被称为“家教第一人”。梁启超先生年应苏州学界之邀在苏州学生联合会作一场演讲，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观：通过知育、情育、意育，教人做到不惑、不忧、不惧。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梁先生认为：“教育家教育学生，应该以‘不惑、不忧、不惧’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他鼓励青年，用意志战胜欲望，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而不是做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

作为一自然人，我们本不缺少欲望的驱动。在中国，荀子在数千百年前就主张“性恶论”，强调需要后天环境以及教育行为对人格的铸炼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西方，“欲望驱动”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反复提及，更是常识性的言论。人们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国人求保佑，西人想赎罪，也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的。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生理基础。在人类发展前行的历史上，对个人利益的奋力追求也确实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必不可少的巨大动力，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或是反对人的自然欲望。“悬利于当前，必众争而事遂。”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民族利益的顺利实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的言说也准确揭示了我们芸芸众生人性中最为本质的某些方面。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镇江金山寺。他问当时的高僧：“长江中船只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到底要过多少条船啊？”高僧回答：“只有两条船”。乾隆问：“怎么会只有两条船呢？”高僧说：“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之中来往的无非就是这两条船。”世人为各自利益奔波本就是习见常闻、可厚非的事情。但我们在理解与包容个人逐利行为的普遍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也应该十分清醒地看到，个人逐利行为的背后也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丢开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违法乱纪不谈，既得利益者的保守与反动就足以消减新生力量追求改革创新、平等发展的饱满热情。既得利益者利用已经被他们牢牢掌握了的政治话语权，利用普通民众一贯具有的无知的宽容，阻滞和化解了变革力量变法图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必然又集体重回妥协人生的苟且。追求人生事业的成功是一个人最本能的欲望，但成功者的人格特质却都是反人性的。任何成长，都离不开严格周密的他律与痛苦持久的自律。教育作为人格修炼的最重要手段，监督和帮助青少年树立崇高目标，用意志战胜欲望，应该是教育者最神圣的使命与唯一正确的追求。作为受教育者，自律也是青少年学生通往人生事业成功殿堂的唯一捷径，自律程度决定了他们人生发展的高度和事业成功的程度。唯有别人眼里的苦行僧，才会真正拥有崇高的事业与终极的自由。贪图安逸，追逐私利，目光短浅，惯于苟且，就注定不可能有伟大的人格与崇高的事业。这样的人即使是将来有机会进入庙堂，成了高官，也只能是一个个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有“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的著名论断与伟大实践。陶先生脱下西装，辞掉了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他移居到南京郊外一个名叫晓庄的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住到了牛棚当中，一心一意推动中国的乡村平民教育。他和老乡们吃住在一起，自己耕作，自己授课，自己修建校舍，发愿要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陶行知在大学任教，一个月的薪水是四百个现大洋。要想在北京买整一套四合院，也才不过花费陶行知先生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的名誉与地位、财产与利益，陶行知先生统统都不要了。他只要行走在世俗乡野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让中国最底层社会的两亿文盲、七千万少年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只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能读书识字。他追逐的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希望，而不是做一个居于众人之上、养尊处优的“大人先生”。

可环顾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距离陶行知先生“教育为公”的理想还十分遥远。

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教人得分，教人晋级、教人毕业、教人求财，教人竞争、教人成功，却没有时间教人求真，教人向善。是非界限模糊，善恶标准淡化。不准做的，我们偷偷摸摸、改头换面也就做了；要求做的，我们磨磨蹭蹭、虚张声势也可以不做。一切以实用为原则，以功利为目的。

看看我们的老师：我们补写教案，应付检查；我们变造材料、只求达标；我们购买论文，申报职称；我们有偿家教，谋求暴利。我们早就忘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教胜于言教”的古训。

看看我们的学生：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贪图安逸，麻木混沌；只知索取，不愿奉献；辱师弑亲，人神共愤。有人说：这是一个连原生家庭和亲生父母都要怨恨的时代。孩子们除了索取，就是抱怨。他们不仅持续地要求着师长们无私的关爱，他们还要计较关爱的多少、关爱的方式、关爱的时机、关爱的态度，他们像一群挑剔的食客，以他们各各不同的口味要求着他们的老师和家长，却从来不考虑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感恩和回报，甚至也没有理解和包容。

前几天，笔者所在的学校以“遇见更好的自己”为题组织了一次德育大奖赛。“遇见更好的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号召与标榜，想来没有人愿意“碰到更坏的自己”，但“好”与“不好”没有一个客观的唯一的标准，是一个特别具有主观随意性的说法。我在班会课上听到的“更好的自己”是什么样的自己呢？绝大多数都是可以“考大学、当大官、做大事、赚大钱、享大福”的自己。我一向认为：能够“当大官、做大事”是中性的，能够“当好官、做好事”才是正面的，我们的教育怎么能只是单纯地鼓励学生“做大事”而放弃了“求大善”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把育人为本作为一切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心只为“当大官、做大事”，我们的教育教学行为就会与我们的教育教学目标渐行渐远，与我们教育教学行为密切相关的所有人也就一起坠入了“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彀中。如果我们的教育视野里只有知识的传授与技巧的训练，而没有责任心、求知欲、坚强的意志、灵活的态度、科学的思想、实证的方法、思接千载想落天外的浪漫情怀与悲天悯人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所有这些充满爱心善意的人文关怀；如果我们只关心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成功，只能帮助学生“考大学、当大官、做大事、赚大钱、享大福”，那么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就足够了，放任私利泛滥，听凭尔虞我诈就是我们这样做的最自然结果。人性本恶，乐于安逸，惯于苟且，养子为善，当逆天而动，逆流而上。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莘莘学子的启蒙者，我们必须承担起帮助学生用公德取代私利，用意志战胜欲望，达成古圣先贤所谓“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之理想境界的崇高使命。

北宋理学家张载有极其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是中国教育人自觉背负、代代相传的使命感。为学，就要放弃自我，把自己的生命融入社会的需求；为道，就要寻求高于自我实现的价值存在，“所欲有甚于生”，“患有所不避”。为学日益，为道日隆，人生的价值只有超越了小我的存在，甚至超越了世俗的需要，我们的人格价值与精神力量才能像陶行知先生那样融入民族文化与传世道统的范畴，成为万众景仰、世代膜拜的万世师表与精神图腾。

一个民族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已经决定了的。错误的、甚至是恶劣的教育对心灵的戗害、对美德的消减、对文明的磨灭是势起无形、有去难回的，而良好的教育对于科学昌明、人格完善、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一样是深刻而久远的。为莘莘学子的行为不致失格，为中华民族的人种不致退化，一味追求“考大学、当大官、做大事、赚大钱、享大福”的功利教育可以休矣！

壹点号陌上风文艺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