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或蔡元培自身对《新教育意见》或《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的理解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为后来教育学界对后者的不断引用提供了最为直接的依据、看似最权威的佐证。
蔡元培在后来回忆自己所作的该文时，将各种报刊版本里主题词“新教育”，更换为“教育方针”。这样，从文章作者这里，发表于年2月上旬的《新教育意见》或《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教育总长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也即广为后来学者著述征引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便在作者蔡元培后来的回顾与追忆里，发生了微小而重要的变化。
又如，在年左右所作《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蔡元培写道：“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由此可以看出，《新教育意见》一文，却属于集中体现蔡元培个人主张的文章。而该文章之一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时的标题，显然在各家报刊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不同格式乃至赋予不同标题的对待。从文章发表与传播的时间线条来看，《新闻报》《申报》《民立报》等社会报章，以及与蔡元培颇有渊源之商务印书馆所办教育专业刊物《教育杂志》，当是第一批获得民国临时*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投稿的媒体。（其时，京津的报章，仍沿用清末宣统年号，其时的北京*府依旧处于与南京*府对立的态势）。
此后，近乎同时，《临时*府公报》以“附录”的形式全文刊载了蔡元培之文。而后，创办人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颇有渊源的中华书局主办的《中华教育界》刊载了蔡元培之文，并有陆费逵的回应文章。再之后，是年三四月间复刊的商务印书馆旗下的综合刊物《东方杂志》，全文以在“内外时报”中刊载了蔡元培之文。可以认为，《临时*府公报》《中华教育界》《东方杂志》对蔡元培之文的刊发，严格来说，与《新闻报》《民立报》《申报》《教育杂志》等的刊发不同，已经属于“转载”的行为了。
以上所述这种变化的发生，看似是一种简单的口述之误、记忆之谬。但，从文章所反映的问题来看，这种转变绝非没有逻辑。而恰恰映照出蔡元培之《新教育意见》的关键词即核心论题，即文章开门见山所指涉的“教育方针”。
年，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来华前不久，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作了一次题为“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演说。其中，蔡元培言道：“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博士，不久要来中国。他创了一种很新的教育主义，是即工即学，是要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密接。曾在雪卡哥大学附设一个学校试验过，很有成效。我于民国元年在南京发表一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曾于实利主义一节中介绍过。去年在天津青年会演讲《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又介绍过一回。”（《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在北京青年会演说词》）
张小艳《文本的理解与观点的阐发》认为，“观点的阐发务必建立在对文本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的理解就是论文观点阐发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以历史文献为主要材料的论点的阐发更是如此”（郝春文主编《学术的理性回归：方法、资料与规范》，高等教育出版社年5月版第页）；因此，“写论文说到底就是阐明自己的观点，观点的阐发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与作者对文本材料的理解有较大的关系”。而“写作中，人们往往注重注重宏观的理论，其实有的时候微观的材料分析、文本解读也很重要，细节也是不容忽视的”（页）。这，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