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喈在《中国教育史》之《修订版序》中，认为其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中国教育史大纲》，“似为出版最早之中国教育史，二十年代各校之采用为教本者颇多”（第一页）。年，在《中国教育史大纲》基础上，王凤喈“重新编辑”而成《中国教育史》一书。该书“经教育部大学用书委员会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第一页）。
王凤喈编著《中国教育史》一书共有四篇共十四章及附录组成。其中，第四篇论“近代教育”，共有五章，在第十四章即该书最后一章“近代教育思想之演进”中，论述“民国元年所定教育宗旨”时，引用《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第四册之蔡元培《新教育意见》一文（参见王凤喈：第三六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第四编“近代教育”之最后一章（即第十四章），论述“近代教育思想之演进”的最后一部分，亦即该书正文部分的最后一节“蔡元培之教育思想”，几以节录蔡元培《新教育意见》的主体部分，作为对此论题的说明。关于《新教育意见》，《中国教育史》注曰：“此文发表于民国元年二月《教育杂志》，见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四册页二六至三一”。可以认为，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参考的蔡元培《新教育意见》之版本，为征引自《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四册的《教育杂志》版。
杨亮功著《中西教育思想之演进与交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年版）中，引年复兴书局初版的《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收录的《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来论述“蔡孑民先生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之“教育宗旨”。但，杨亮功所引用的“《对教育方针之意见》”，在《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一书中，实际应为“《对教育方针之意见》”。
值得同样注意的是，杨亮功该书，在第页至页引用蔡元培《对教育宗旨之说明》一文之一片段，该片段引自出自“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八六页”；第页至页引用出自“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八七页”之《对教育宗旨案之说明》一文的片段。由两个片段出处的对比，约略可知，杨亮功《中教育思想之演进与交流》对于蔡元培之文章的引用，存在不规范之处，主要体现在对于征引文献中条目的未能如实引用。
作为“中国教育史研究丛书”之一种的郭齐家著《中国教育思想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年版），其第四章“近现代的教育思想”第三节“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多次引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该著未明确表明该文引用自何处。但同时指出，“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蔡元培全集》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教育文选》可供我们研究蔡元培教育思想时参考”。想必，该著对于蔡元培之文的引用，即源于该两部文集或其中之一。
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年11月版）第六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教育，革命领导人——孙中山、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论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时，写道：“蔡元培在年2月，发表了他有名的《对教育方针之意见》”（第页）。该著对于蔡元培这篇“有名的”文章引用的来源为《蔡元培选集》。
同时，该著第八章“清末民初几种重要的教育思潮与措施和学校教育数量的发展”，论述“*国民教育思潮”时，再次述及蔡元培之文：“辛亥革命后不久，蔡元培发表了他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页）同时，在论述“实利主义教育思潮”时，引用的片段属于“《教育杂志》杂志第三卷，第十一号”的文章（第页）。而毫无疑问，此载于《教育杂志》的文章，即与该著之前引用的《对教育方针之意见》和《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内容正相同，而其刊载时的标题为《新教育意见》。
陈景磐之书，对于蔡元培之文的引用来源包含了当时较通行的文集，亦涉及民国年间的期刊。尤其是后者，更为难能可贵。但，亦可以看出，在不同章，以及同一章之不同节中，其引用及表述则不一。尤其是通过其对于《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与《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两个不同引用，显示出与杨亮功著作近似的错误处。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著《中国教育思想》（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年6月版，）论述“蔡元培教育思想”（方炳林著）部分第二节“文化哲学思潮”三次引用蔡元培《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第页）。同时，该部分第三节论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时，认为“蔡元培先生对道德教育阐述最清楚的有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亦即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第页）。且在该节大段摘引、引用其所述之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如其标注有该文献者，见页、页、页、页等。因此，在《中国教育思想》之“蔡元培教育思想”（方炳林著）一文中，同一学者关于蔡元培同一文章的引用，亦出现不同的表述。以此可见，学界关于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引用，存在参考多种版本、呈现多种表述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