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对于近代中国是一个矛盾的特殊存在。一方面，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带给中国的是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民族耻辱；另一方面，在惨败之后的痛定思痛中，中国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中似乎看到了自强图存的榜样，掀起了主动向日本学习的热潮。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和矛盾的心理中，中国开始学习日本建立近代教育体系，日本高师教育及其课程随之深刻影响中国，成为近代中国高师课程产生的外部平台。
首先是日本高师教育的发展。明治维新时期，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日本极为重视“国民”教育，对于作为国民教育基础的师范教育，也充分重视，建立了独立的师范学校系统。起源于欧洲的西方师范教育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两级制，即专门设立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分别培养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
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单级制，仅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则由综合大学来培养。日本采用的法国式，设立了寻常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前者培养小学教师，后者培养寻常师范学校及中学教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当权者认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教师，才能依靠这些教师去培养合格的国民，因此颇为重视师范教育，对师范学校不管是在宗旨上还是管理上都相当严格。到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的高师教育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已比较成熟。
其次是清王朝和日本双方的意愿。甲午战争之后内外交困的清王朝需要通过以教育变革为基础的变法求图存，而日本以维护皇权为前提的近代化自强之路，正好符合其学习变法的条件。而日本，也想通过对中国的“帮助”，在中国的教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清王朝和日本的“两厢情愿”下，日本较为成熟的高师教育成为近代中国高师课程产生的外部平台。日本高师教育对近代中国建立高师课程的平台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借鉴、教材以及师资三个方面。
罗振玉回国后将考察日记汇编成《扶桑二月记》，并根据考察所得草拟了一部学制呈交张之洞、刘坤一，此外还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借鉴日本学制建立中国学制的研究。罗振玉的考察及其文字资料，为张之洞制定癸卯学制提供了详细的信息，直接影响了癸卯学制的制定。
年5月，受管学大臣张百熙委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率队赴日本考察教育。吴汝纶在日本的考察除参观各级各类学校、听取文部省有关教育的讲座和介绍、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探讨教育问题外，还通过多种渠道设法收集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等，为制定学制提供资料。在高师教育方面，他与通晓高师教育的嘉纳治五郎切磋、探讨，代大学堂副总办赵仲宣考察日本高等师范情况，告知其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情况是，预科一年，专讲科学，本科三年，分四学部，加教育学课程。
其最后一年是研究教育学之外，有教育制度、学校卫生、教儿童研究、教育研习等等，课程较少，专重教育方法的训练。”回国后，吴汝纶将其考察所得编成《东游丛录》，其弟子又编成了《东游日报汇编》，详尽地介绍了日本的学制。罗振玉、吴汝纶的考察及其发表的文字材料，为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制定提供了详细的资料，直接推动了高师课程制度的出台。
日本教科书是清末优级师范教材的主要来源
清末高师教育初办，几乎没有开设高师课程所急需的新式教科书，在此情况下，日本高师教材便成为主要来源。
其一，留日学生是翻译和引进日本教科书的骨干。
年，由留日学生组织的译书团体“译书汇编社”成立。该团体以翻译大学教材为主，其编辑发行的《译书汇编》杂志，就包括许多大学教科书。据统计，从年到年，该团体翻译的书目达到76种，其中一些书目便与高师所开课程有关，如《伦理学》、《女子教育论》等。年，会文学社出版了由留日学生范迪吉等编译的《普通百科全书》册，全是当时日本一般大专程度参考书和中学教科书，包括宗教哲学、教育、地理历史、自然科学、政治法律等八个门类，其中一些与师范相关，如《教育学新书》、《伦理学问答》等。留日师范生除自己听课外，还致力于整理刊行日本教习的讲义。如直隶留日速成师范生编、波多野贞之助讲的《教育学讲义》，留日师范生译、日本宏文学院江口辰太郎编撰的《速成师范科教育学讲义》，等等。
其二，日本教习是日本教材的直接提供者。
清末新政伊始，为解决兴办新式教育的师资缺乏问题，各新式学堂开始聘请日本教习，并逐年增多。优级师范学堂亦不例外，聘请了大量的日本教习。这些日本教习所担任的课程涉及理化、博物、历史、地理、音乐、美术等，尤其是教育学类课程，几乎全部由日本教习担任。他们授课所使用的讲义，由专人翻译为中文成为师范学堂的教科书，有的甚至被书局或杂志刊行而广为流传，被其他师范学堂所采用。年，上海支那翻译会社翻译出版《翻译世界》，陆续刊载取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各科讲义作为中国大学的课本，其内容包括哲学、社会学、教育史、政治学、经济学、法律等。
其三，各书局、杂志在引进日本教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年创办的《教育世界》，在介绍和引进日本教科书方面成绩尤为卓著。该刊创办之初确立的编辑方针，就包括翻译以日本为主的教科书和教育学类书籍，《教育世界》陆续译载日本各类教科书、教育学书籍50多种。据周谷平查阅，第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教育学著作，就是连续刊载在《教育世界》第9-11号，由日本文学士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
该刊译载的其他日本教育名著还有田中敬一的《学校管理法》、三岛通良的《学校卫生学》、汤本武比谷的《教授法》、矢泽米三郎的《理科教授法》等等。这些日本教育学著作，是清末高师教育学教材的重要来源。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在编译日本教科书方面颇有代表性。年，张百熙在奏办京师大学堂的建议中，就强调附设译书局，不仅要翻译一般书籍，还要翻译一切课本，以为肄习西学之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由严复总纂，笔述则有林纾等。
大学堂译书局所译教科书，包括代数、几何、光学、声学、化学、地质、农学、人身、解剖、西文律令等35个门类。应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课之需，译书局也翻译了一些师范所需的书籍，如年译成的就有《垤氏实践教育学》5册、《欧洲教育史》3册、《东西洋伦理学史》、格氏的《特殊教育学》《独逸教授法》各1册，这些书籍被列入《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
结语
当然，除具有代表性的《教育世界》、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外，其他的书局、杂志如商务印书馆、《直隶教育杂志》、《学部官报》等也在引进日本教科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见，清末优级师范学堂各门课程的教科书，主要是来源于对日本教科书的翻译和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