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
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
牛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在美国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体系和智识生活中创建对美国以外地区研究的庞大学术群落和跨学科制度体系，大体经至年十年而告成。地区研究创生史阶段奠定了美国战后地区研究的基本智识和制度格局，呈现出知识构建事业、学术体制改造工程和学术思想运动的内容和风貌，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在这一过程扮演了关键的、战略性的领导、推动和中心规划角色。SSRC在地区研究方面的活动构成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基干，其参与或者独立组建的地区研究专门委员会、所主持召集的各种层级的会议，以及所发布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丰富的报告反映了地区研究创建过程所具有的学术规划的根本特性。地区研究创生史在本质上是一个学术性事态，过于简单化的“冷战知识史”或者“冷战社会科学史”对政治—学术关系的认识模式不符合这一实际历史过程。
关键词：地区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学术规划政治-学术关系
01
地区研究创生史：
知识构建、体制改造与学术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扩展到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大片土地，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其中许多地区的军事占领和行政管理任务。在美国以外土地上规模空前的国家政治军事行为对海外知识和语言能力产生了巨大需求；而美国缺乏欧洲老牌国家那种与殖民地治理术相联系的海外知识储备，甚至也缺乏“战略情报”观念及这种观念下的制度配置和工作领域。由此美国对域外地区各类知识的短缺一时之间凸显出来，成为须加应对之急。一战以来对“总体战”已有深入理解的美国陆海军对此知之甚深，在战争初期即着手应对。
年初以来，在为因应战争需要而开展的大规模培训活动中，美国军方以“地区和语言”为名号，启动多项关于海外行动所需知识的培训项目，包括：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ArmySpecializedTrainingProgram，ASTP，年12月建立）所属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ForeignAreaandLanguageStudyCurriculum，FAL），陆军的“民政事务培训学校”（CivilAffairsTrainingSchools，CATS，年夏季开始），以及海军的“军事政府和管理学校”（SchoolofMilitaryGovernmentandAdministration）。这些培训项目都借重军队以外的资源，与大学建立合同关系并把项目设在大学，广泛征召大学里的专家制定培养计划、课程大纲并承担教学任务。参与军方项目的各高校经历了海外地区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科学（尤其是地理学和人类学）课程史无前例的扩张。ASTP下的FAL项目有55所院校加入，参训人员在年12月的高峰中即达人。
除大学和学院外，美国学术团体和大基金会也介入战时海外知识的开发和培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y，ACLS）、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SSRC）、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NRC）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很快参与襄助军方项目，于年6月决定联合组建“民族地理学委员会”（EthnogeographicBoard），利用史密森的资金和设施，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获取资助，一方面致力于为军方培训项目提供支持，并直接提供军方所需的“世界地区”（worldregions）知识，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清点地区研究现有资源，在参与地区研究培训的各种机构间联系协调，承担地区研究实践的“票据交易所”（ClearingHouse）功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尤其在一段时间内将民族地理学委员会视为其在地区研究方面的兴趣的代理。而以参与战时项目为契机，在自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里扮演某种中枢领导角色、被称为美国社会科学的“旗舰组织”（FlagshipOrganization）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SSRC）当中，生发出领导、发动和规划战后地区研究的意图和行动。
战争时期迅猛增长的军事情报，特别是在新的“战略情报”理念下开展的工作中，也有很多可归入后来所谓“地区研究”的内容和要素。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OSS）创始人多诺万（WilliamJ.Donovan）在该机构初创时期就促请SSRC和ACLS帮助他编制学术顾问备选名单，其中许多人之入选是基于其在对外研究领域的专长。特别是战略情报局的下属部门研究分析处（ResearchandAnalysisBranch），由著名外交史和欧洲史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威廉兰杰（WilliamLanger）领导，从一开始就按照地理区域组织研究工作，并在美国各大学中寻访征召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有地区和语言专长的学者。先入者把自己的同事以及博士研究生带进OSS，而后来者又继续把他们的同事朋友拉入，使得研究和分析处像一个快速滚动的雪球，在短时间内膨胀扩充，最盛时聚集了大约名学者。战间情报活动涉及敌国、友方以及战事所及之地的多方面情报采集分析，具有明确的对外研究性质，且呈现突出的跨学科协作和当下关切（presentism）取向，而这些特性正是战后地区研究的突出属性。OSS及各军种情报机构成了某种史前阶段“地区研究”的活动平台，二战情报工作经历是后来一些社会科学家从常规学科“改宗”（conversion）进入地区研究领域的契机。由此战时情报活动——以及当时与情报机构相联系的战时宣传活动，如在战争信息办公室（OWI）下进行的活动——也与战后地区研究建立了历史联系。不过，显然战时情报活动这一领域并没有像军方地区和语言培训项目那样，从中衍生出对战后地区研究的思考和规划的系统工作。
知识的领域和国家权力的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种交叠汇合，是作为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知识构建事业、学术体制改造工程和学术思想运动的美国地区研究之创生史的开篇。
所谓地区研究的创生史，其基干部分大体上可以认为是从年以来至大约年代的大约十年间，美国社会科学家领导共同体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为最主要的组织平台，通过倡导、研议、调查、论证、规划、评估、组织协调以及面向公众的传播和教育，在美国学术体制和知识生活中启动、培育和推进社会科学导向的、多学科参与的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的研究。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创生，不是学术生活积累性变迁和“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一项托马斯本德所说的“长期智识议程”（long-standingintellectualagenda），或者说是一项包裹着激切的变革意图，有规划、有领导、有组织的学术构造工程和大型学术运动。
当然，SSRC平台上所发生的并不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全部。这是因为：第一，远在地区研究创生之前的十九世纪，美国就有与“业余绅士”（gentlemenamateurs）学术活动、基督教会海外传教活动以及国际商业、国际旅行相连带的非职业化域外知识的绵长传统；同时域外知识也以欧洲式“古典学”、“东方学”的形式缓慢、零散地进入新的研究型大学当中。而在20世纪上半叶由这两种传统汇合而成的美国国际知识储备大体存在于大学人文学术范畴，虽然一般